2022年4月26日晚，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索聊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读书会”第十四期顺利举办。此次读书会的主题为“人口与近代中国社会——读陈旭麓《中国近代史十五讲》随想”，主讲人为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新娟老师，读书会由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慧超老师主持。
于新娟老师在开场前对陈旭麓先生作了简要介绍。陈旭麓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被冯契誉为“‘三长’兼具的史家”。本次分享的经典名著《中国近代史十五讲》是陈旭麓先生代表性文章按时序与专题结合而成，是陈先生学术成果的提炼和总结，同时本书也是习近平主席办公室书架上的史学丛书之一。
首先，对于书中的观点，于老师提出第一个话题：人口激增导致人地矛盾尖锐。明末时期全国总人口是1.5亿，清乾隆年间全国总人口已超过3亿。人口增长和劳动力增加对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人口的剧增毕竟对社会带来巨大压力。乾隆晚年对“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问题倍感忧心。全国人口的增长致使封建统治阶级及其附属阶级人数也相应增加。地主阶级为了维持奢侈的生活，随着人数的增多，必然加紧和扩大对农民的剥削，土地兼并程度亦会加深，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频发与其具有密切联系。然而，伴随人口剧增的现象，中国耕地情况如何呢？于老师通过严谨数据得出结论：人口高速增长之下，人均耕地却在急剧减少，粮食亩产量增长缓慢。于老师以自然条件优越的长三角地区和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广西等地进行比对，说明人地矛盾日趋尖锐下的不同表现。长三角人口多，食粮的需求量也大，在耕地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百姓以副养农，以织促耕，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更紧密；广西等地则是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太平天国到捻军起义，从白莲教到天地会，可谓“山山冒烟，处处起火”。
其次，于老师讲到人口问题与秘密会党。关于清代秘密会党兴起的社会根源，陈旭麓先生认为主要是由人口过多造成的，“由于人口过多，一部分人就不能不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成为游民或者近乎游民，他们是会党势力的主要来源”。蔡少卿在《中国近代会当史研究》中分析帮会团体成因时表示，被传统社会排除的游民，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物质上迫切要求生活互助，精神上极度不安，使他们渴望归属于世俗的共同体。这种物质与精神交织的基本欲求，就是他们加入秘密会党的动机。继而，于老师提到人口迁移问题。近代中国三次移民潮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人口外流最突出的南方地区是福建省和广东省，北方地区是山东省。伴随着人口迁徙，游民队伍的外迁，近代中国秘密会党得以飞速发展，虽无法摆脱流寇主义和盗匪习气，也没有适时的战斗纲领，但是它曾极大地动摇了清朝的统治秩序，也曾在辛亥革命前后，作为民族主义的反满力量载入史册。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会党组织的末流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留下沉重负担。
第三，于老师讲到了人口问题与近代军阀。从护国战争到1927年是中国近代军阀的一个典型时期。军阀统治的实质是实力之下的武治，它比寻常的封建统治带有更多的动乱性和黑暗性。把武装、军队变为个人所有是构成军阀的一个前提。军阀的割据和混战与分散的地域性农业经济和农业人口过剩有着直接的关系。之后，于老师以民国初年四川军阀割据混战的现实数据对比佐证人口急剧增长对近代军阀的影响。
第四，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所书，十八世纪发生了三个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其中之一便是人口的增长。于老师总结道，人口和社会发展要有个适度问题，人多力量大可以推动社会发展，但突破了度，超过了负担，就会变成破坏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