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平台空间下的劳动过程分析
——一个比较的视角
王宝珠，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王朝科，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王利云，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社会经济空间得以拓展。劳动过程的展开也由物理空间转变为数字平台空间（物理空间+虚拟空间）。源于虚拟空间中技术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可分离性，数字经济劳动过程呈现原子化状态。和工业经济劳动控制形式相比，数字平台基于信息聚合，形成了算法控制这一劳动控制新手段，这可以对分散在不同物理空间的劳动过程进行全过程、全范围的管理控制。数字平台空间中的劳动过程不仅实现了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也促成了环节转换效率的提高。数字平台空间下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结合形式呈现新特点，但劳资关系的本质并未发生改变。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关系进一步强化，且这种趋势还存在被“自由加班”“灵活工作”等形式所掩盖的可能。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性颠覆性创新，其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日益明显。数字平台的崛起也成为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表现。数字平台不仅在加速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全过程，而且在持续拓展着社会经济空间。
在工业经济时代，依托于大机器的使用价值生产总是在特定地点发生，劳动过程势必被限制在固定的物理空间之内。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现实经济世界被映射或者说镜像到虚拟经济世界中，虚拟经济空间得以塑造。虚拟空间的地理不固定性使得劳动过程“无处不在”，劳动控制“无时无刻”。
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时代劳动过程的展开有何不同？数字平台下的劳动控制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数字平台空间下的劳动过程效率和劳动关系如何改变？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本文尝试从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下劳动过程展开路径的比较出发，对数字平台空间下的劳动过程展开、劳动过程效率及其关系进行系统的阐释。
二、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劳动过程的展开——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比较
工业经济以物理空间为载体，数字经济以虚拟空间为载体，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不仅经济组织形态在发生革命性变革，而且劳动过程的空间展开也将发生质的变化。
（一）劳动过程内涵及其展开条件分析
对劳动过程进行科学分析的开创者是马克思，他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进行理论证明时，通过对劳动过程“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分析，建立了他关于劳动过程分析的理论。劳动过程的“一般性”强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是由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要素综合作用而形成；劳动过程的“特殊性”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雇佣劳动过程中，主要体现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
基于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分析，可以得知，劳动过程的展开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要素条件，即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二是空间条件，即由一定的技术关系及社会关系相互联系所建构的空间系统，或者可以看做是技术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结合。
（二）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下劳动过程展开的不同空间
就人类发展历程来看，每一次劳动资料的变更都会引发劳动对象改变（拓展劳动对象或改变劳动对象形态）以及劳动者劳动方式升级，进而推动劳动过程的变革和生产力跃迁。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仅是生产要素发生了变化，空间条件也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不仅可以表现为空间边界的延展，还表现为空间形态的变化。随着空间的变化，劳动过程的展开亦会随之改变。
1. 工业经济下劳动过程的展开：物理空间
有形要素聚集于同一物理空间是工业经济劳动过程展开的基础前提。物理空间强调地理固定性，即基于有形生产要素聚集而形成的具有边界的空间。
要素聚集于固定的物理空间（技术空间与社会空间无法分离）以展开劳动过程是工业经济的典型特征。为了监督工人，使其能够将潜在的劳动能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企业家往往置于劳动过程展开的物理空间实施监督管理。因而，无论是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还是企业家与劳动者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都置于劳动过程展开的物理空间之中，且这种关系呈现为固定的、长期的。
2.数字经济劳动过程的展开：物理空间+虚拟空间
数字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推动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平台作为数字技术发展应用过程中的外化表现，在经济活动中承担着劳动资料的重要角色。劳动资料的数字化转型也带来劳动对象质的改变，传统物质生产要素通过物联网、互联网映射为无实物形态的数据。
无实物形态的数据塑造了数字经济的虚拟空间。虚拟空间是对现实世界的映射，它是物质的，但是无形的。准确地说，虚拟空间是由数据及符号所组成，或者说表现为计算机程序的集合。虚拟空间同样是由技术空间和社会空间组成，但所不同的是，技术空间和社会空间可以在表象上发生分离，即劳动者与劳动者、企业家与劳动者无须局限于一定的物理空间之中。之所以强调“表象”，是因为虚拟空间也涵盖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尽管我们所看到的是“分离”，但其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分离。
虚拟空间使数字经济劳动过程的展开无须集中于固定的物理空间。劳动者对实物形态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操作转变为对存储于虚拟空间且无实物形态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操作。只要有可以操作数字平台的设备，随时都可以展开劳动过程。换句话说，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过程的展开呈现“原子化”状态。
伴随着要素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劳动监督新手段的出现，数字经济下的劳动过程基于“物理空间+虚拟空间”而展开。我们不妨将“物理空间+虚拟空间”称为“数字平台空间”。
三、数字平台空间下的劳动过程控制分析
将劳动者的潜在劳动能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是劳动过程理论所关注的一个焦点。由于虚拟空间不受固定场域的限制，可以使劳动者与劳动者、企业家与劳动者不再局限于特定的物理空间。这也就意味着，数字平台空间中的劳动控制必然发生变化。对于技术空间与社会空间在表象上相分离的劳动过程，数字平台首先通过大量信息聚合形成劳动过程控制的前提，而后通过算法实现全过程全方位的要素控制。
（一）信息聚合是数字平台对劳动控制的基础前提
聚合是指物质或者资源在空间范围内的聚集或者集合。信息聚合是指社会生产活动所需信息在空间场域中所发生的聚集。生产活动的进行首先需要要素的聚合。要素的空间聚合除受利润驱动外，也受信息畅通影响。数字平台凭借数字技术将连入平台的物质资源进行数据转化，并在强大的网络效应下将分散、割裂在不同地理区间的物质资源进行信息聚合，从而可以实现物质资源在空间范围中的迅速调动和集合，这为劳动控制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算法控制是数字平台下劳动控制的关键方式
算法是解决问题的系列指令或者说是以系统方法解决问题的策略机制，算法控制是指以算法为基础实现对劳动过程管理控制的手段。在数字平台空间中，算法控制是劳动控制的关键方式。事实上，以算法控制劳动过程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制度控制，即以精准激励体系为核心，直接呈现为系列的电子合约；二是技术控制，即强调闭环监控体系，直接呈现为实时监控。
四、数字平台空间下的劳动过程效率分析
劳动过程效率是劳动过程“量”的反映，是研究劳动过程的一个重要维度。那么，什么是劳动过程效率呢？劳动过程效率可以被界定为单个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过程中的要素利用效率和环节转换效率。
（一）数字平台通过信息聚合和算法控制提升要素利用效率
一方面，数字平台通过供求信息聚合，为闲置物质资源、劳动力进入经济活动提供机会，提升了闲置资源的利用效率。数字平台为闲置资源进入生产活动提供了条件：（1）数字平台通过资源信息聚合，将个人闲置或使用频率较低的耐用消费品纳入经济活动，这在出行、住宿领域尤为明显。（2）数字平台通过用工供求信息聚合，充分提高劳动者闲散时间利用效率。
另一方面，数字平台通过算法控制实现劳动过程的全面监督，有效提升了既有经济活动中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劳动生产率除受外部因素影响外，与劳动者自身的努力程度密切相关。在同等条件下，劳动者越努力，则劳动生产率越高，反之亦然。数字平台通过精准激励体系和闭环监控系统为劳动者努力工作提供了内在激励和外在约束。
（二）数字平台通过信息聚合和算法控制提升环节转换效率
一方面，数字平台空间中的信息共享与瞬时传输可以实现同一产品不同生产环节的同时进行以及不同种类产品生产流程的即时转换。数字平台空间可以打破工业经济时代已经固化的生产模式，在重塑新的生产方式的同时提升劳动过程效率。首先，“纵向一体化”向“横向模块化”生产模式转变，不同生产环节的劳动过程可以同时进行。其次，“大规模”向“个性化定制”生产模式转变，不同种类产品的生产流程可以快速转换。
另一方面，数字平台可以通过算法控制实现同一经济活动中非劳动过程时间的节约。数字平台可以通过一定的算法从聚合的大量信息中快速地实现供需双方的精准匹配，极速促成“线上”或“线下”的交易或服务。也就是说，数字平台可以通过算法控制有效降低资源匹配时间并提供最优方案，使劳动者从资源匹配环节迅速进入有效劳动过程，节约非劳动过程的时间。
五、数字平台空间下的劳资关系分析
劳资关系是劳动过程“质”的反映，是研究劳动过程的另一重要维度。在雇佣劳动中，主要是强调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即劳资关系，本文也主要考虑劳资关系。它包含两个方面：（1）从形式上来看，是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结合方式，比如是签订正式长期合同还是临时协议等；（2）从本质上来看，是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隶属关系。
（一）劳动过程I：“传统工业—数字平台—劳动力”
数字平台与传统工业的融合是数字平台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数字平台的应用使得劳动者从以往直接操作机器转变为计算机界面控制，从以往对机器的直接检修转变为对运行信息的分析。总之，劳动者只需在数字平台前即可指挥机器运行、对生产过程进行有效管理。
在数字平台融入传统工业劳动过程的分析中，劳资关系呈现出以下特点：（1）从形式来看，数字平台承担着劳动资料的角色，以数字平台为中介的劳动者与传统工业的结合仍是劳动与企业资本在传统意义上的结合。资本与劳动之间仍是以稳定的长期的合同关系为主。（2）从本质来看，虽然劳动者劳动空间和劳动时间未发生显著改变，但在数字平台和电子监控手段下劳动者受监督的时空范围被拓宽，劳动者劳动强度提高，劳动对资本的隶属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虽然雇主未到工人劳动场所进行现场监督，但数字化、智能化的远程监控系统扩大和延长了其对劳动过程监督的空间范围和时间长度，数字平台空间中的劳动控制相较传统工业更加严格。
（二）劳动过程II：“数字零售业—数字平台—劳动力”
数字平台与传统零售业的融合推动了传统零售业从“线下物理空间”向“线上虚拟空间”的数字化转型，有效促进了零售业的交易效率。传统以实体店铺为媒介、发生于物理空间的“卖方-买方”面对面交易过程转变为以数字平台为纽带、发生于虚拟空间的“卖方—数字平台（虚拟店铺）…（配送员）—买方”的无接触交易过程。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劳动过程的改变，在既有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平台直播、外卖骑手这两类新职业也应运而生。
在数字平台与传统零售业相结合形成数字零售业的过程中，劳资关系呈现以下特点：（1）从形式来看，数字零售业中劳动与资本的结合形式主要有两类：一是零售店主以数字平台为中介，与自有资本相结合，但是其部分剩余价值会通过“租金”形式转移给数字平台。二是平台主播、配送人员（如外卖骑手）与数字平台资本的直接结合。尽管表面上来看，平台主播似乎是与自有资本相结合，配送人员似乎是与传统企业相结合，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两类劳动者都是与数字平台资本直接结合。然而，他们不是数字平台的正式员工。一般而言，他们都是与数字平台企业签订电子协议或短期合同，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被平台占有，但又未形成稳定的雇佣关系。（2）从本质来看，虽然劳动者分散于不同空间，但不稳定的雇佣关系、精准的算法追踪使劳动者受平台控制，“自愿”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进一步被强化。
（三）劳动过程III：“自有闲置资源—数字平台—劳动力”
数字平台的应用为闲置资源进入经济活动提供了条件，这里的闲置资源主要包括两类：一是闲置的房屋、汽车等物质资源，二是具有闲散时间的劳动者。以不同类型的闲置资源与数字平台的结合作为划分依据，这一劳动过程可大致划分为三类：一是只具有闲散时间的劳动者与数字平台结合的劳动过程；二是只将闲置物质资源与数字平台结合的劳动过程；三是具有闲散时间的劳动者以及劳动者所拥有的闲置物质资源共同与数字平台结合的劳动过程。与一般劳动过程不同，这一劳动过程的核心特征是劳动者借助数字平台利用自身拥有的闲置资源提供服务。
从劳资关系来看，上述第一类劳动过程是劳动者与平台资本的结合，这与前文所分析的平台主播、外卖骑手等劳资关系类似，不再赘述。第二类闲置物质资源与数字平台结合的劳动过程中，出租闲置资源的劳动可以忽略不计，劳动（比如行程服务）主要由租用闲置物品的消费者自己提供，看似不涉及劳动服务交易，劳资关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然而，数字平台从这笔交易中可以直接获取剩余价值，因为闲置资源在平台作为中介的掩饰下转化为服务于平台资本增值的生产资料，租用闲置物质资源的消费者为完成这笔交易提供了劳动，也就是说出租的闲置资源、租用闲置资源的劳动者自身劳动已经转化为服务于平台资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对于第三类劳动过程，从形式来看，其表现为劳动者与自有资本的结合，即劳动者利用自身闲置的耐用消费品提供服务以获取收入。从本质来看，具有闲散时间的劳动者以及自身拥有的闲置资源都被数字平台控制，剩余价值被数字平台占有，因而，这一劳资关系的本质是更大空间范围内的劳动者以及自有闲置资源被转化为服务于数字平台资本增值的劳动力、生产资料。
六、简要的结论
数字技术的持续创新使得劳动过程的空间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即表现为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所构筑的数字平台空间。随着数字经济空间的拓展，劳动控制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和工业经济劳动控制形式相比，数字平台基于信息聚合，形成了算法控制这一劳动控制新手段。
对于数字平台空间下的劳动过程：从量的方面来看，数字平台凭借强信息聚合和算法控制提升了劳动过程效率；从质的方面来看，数字平台空间下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结合形式出现新特点，但劳资关系的本质并未发生改变，且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呈现进一步加强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平台企业数据规模不断扩大、平台算法不断优化提升、多维度数据不断整合联通的过程中，垄断、过度劳动以及信息安全风险等问题已经逐步浮出水面。若不能很好解决这些问题，数字经济劳动过程的可持续性将受到限制。对于此，我们必须慎重审视已经出现或者即将可能出现的问题，探求合乎实际、具有针对性、行之有效的政策主张。这也是我们进一步细化研究的方向。
编者注：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7期，仅代表作者本人学术观点，转载请注明来源。
